E06 当父母开始设计自己的孩子 ♾️ Jonathan Anomaly: 基因选择与未来人类的预测市场| 他山之石
红皇后对爱丽丝说，你得跑两倍快才能保持在原地。想象一下新加坡、以色列和印度大规模采用基因选择，即便你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出于道德考虑，反对它，也几乎必然会被卷入其中。除非你希望物种间出现显著分化，否则个人、群体或国家都可能想要跟上其他群体或国家的步伐。因此，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会参与这个游戏。
身高的遗传占据90%，智商至少在成年人研究中最低估计是60%，最高估计是80%。政治倾向也有遗传性，这可能让人惊讶。你们认为可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类，但事实证明，环境本身并不能做到这一点。要实现这一点，你必须通过几代有目的的选择以解决进化错配问题。目前社会主义与人性并不兼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注定如此。
EO 韦尔逊怎么说来着，好主意，但物种不对也不尽然，我们可能就是合适的物种，也是唯一能够有意识地创造这一点的物种。如果其他人都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这样的基因选择，你还会这样选择吗？如果其他人都没有再提高同理心，你还会想提高你的同理心吗？我们可以不断优化环境以契合我们的基因天赋，或者改变基因天赋以适应我们希望创造的环境，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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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他生之时的嘉宾是 Johnson Anomaly，他将介绍一个正在改变人类繁衍的技术突破，通过基因选择，父母很快能够根据胚胎的基因信息主动选择更具优势的后代特征。在这场演讲中，他将解释这项技术如何运作，为什么基因选择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社会博弈。以及当所有父母都开始设计自己的孩子时，我们的社会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博弈？
好的，感谢大家的到来。感谢大家的到来。今天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对遗传力的了解，以及我们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这部分会很简短。然后谈谈多基因评分目前在健康特征预测方面的应用。也会稍微涉及智商的话题，但这里不会重点讨论，我们可以在问答环节进一步探讨。另外也会将预测市场的应用融入其中。
虽然我对此思考不多，但关于预测市场如何帮助父母从众多遗传性疾病中选择需要避免的疾病，我有一些想法。一个思路是建立预测市场，来评估在孩子未来出生时，比如未来10年、30年、50年后，哪些疾病可能已经可以被治愈或变得可控制。这也许能够帮助父母选择优先规避哪些疾病。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最后我会谈到监管问题：我们为什么可能需要监管？监管又可能在哪些方面失效？总的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持比较自由主义的立场，这与我的整体政治观点无关。
好的，我们开始。什么是遗传力？我们对此的了解有多少？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专业和背景，所以我会简单做个概述。遗传力指的是，所有性状都具有遗传性，但它们能够被遗传的程度不同，多数性状是由多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涉及成百上千个小的遗传变异，这些变异累积起来形成你患癌症的整体风险，或者你会更高、更矮、更聪明或不那么聪明。就拿癌症来说，大家都听过BRAC基因，第一型和第二型变异都很常见，但这些也只能解释一小部分乳腺癌，大多数其实都是多基因共同作用的。因此，多基因风险评分对此类疾病及其他性状非常有用，我会稍后讨论这个话题。
最后，对于我们很关心的智商、性格等心理性状，遗传的影响似乎远大于环境。我并不是说环境或成长中的随机性完全不重要。遗传力评分中未包含的部分，通常是环境因素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的遗传或发育随机性的组合。
那么，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双胞胎研究。这是150年前由高尔顿提出的想法。他当时设想通过设计实验，来观察那些出生后就被分离的双胞胎，看看他们在我们关心的各个维度上有多相似或不相似。百年后，科学家们真的系统性地实施了这样的研究，如今已有了成千上万对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的数据，他们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当然，你能做的就是看他们最终成长为了什么样的人。例如，我们找到一对分别由汽车维修工程师和物理教授抚养长大的双胞胎，然后去研究基于他们可能成长的不同环境，他们会有多大差异。当然，只要他们有充足的营养和良好的家庭生活，他们的身高几乎不会有任何差异，身高大约90%是可遗传的。他们的智商也不会有太大差异。如果他们正常摄入碘化盐，没有遭受严重虐待，并且至少接受过最基本的教育，他们的智商基本上会是一样的。
如果连这些基本条件都没满足，那智商测试根本没什么意义。但如果满足了，智商依然具有很强的遗传性。以上是研究性状遗传性的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通过生物库进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你们可能听说过英国生物库，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生物库。这些研究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找大量的人，对他们进行基因分型和表型分析。也就是采集基因样本，进行深度测序，然后测量你感兴趣的各种指标。比如他们的身高，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给他们做智商测试。
但遗憾的是，目前高质量的智商测试研究并不多。你可以看他们是否患有乳腺癌，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些方法虽然不完美，但确实可用于评估不同性状的遗传力大小。为什么不完美呢？因为样本往往不能完全代表整个人群。比如，很多这类研究都不会去监狱收集数据。其实他们应该去监狱，弄清楚那些极端精神病理现象是什么样的，遗传力有多强等等。但这些研究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在不断扩大，更多国家也在参与并资助这些项目。当然，你需要有非常非常多的数据，需要足够大的统计效力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只要拥有足够多的基因样本和表型数据， ，也就是单核苷酸多态性或基因变异进行相关性分析。只要样本量足够大，且性状的测量方法足够精准，就能发现有趣的关联。
但是，要真正搞清楚这些与不同性状相关的SNP到底起什么因果作用，是很困难的。这也是CRISPR及其衍生技术尚未成熟的原因之一。即便基因编辑完全安全，我个人也不建议将其用于高度多基因性状的编辑，况且这些技术现在还并非完全安全，仍存在脱靶突变的风险。这个问题当然值得探讨，但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每个基因到底发挥什么确切的因果作用。
但如果你是在全基因组中进行筛选，或许因果关系就不那么重要了，对吧？只要能获得强相关性，就能针对特定性状进行筛选。
08:34📍 基因就是命运？遗传力到底有多强
那么这些性状的遗传力估值是多少呢？身高的遗传占据90%，这并不令人意外，我原本甚至以为它会更高。智商，至少在成年人研究中，最低估计是60%，最高估计是80%。政治倾向也有遗传性，这可能让人惊讶。人们担心未来可能只有极端宗教主义者等特定群体会去大量生孩子。若真如此，经过多代之后，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以色列似乎已显现端倪，这不好说。但若其他条件不变，经过多代繁衍，人类的整体意识形态将发生显著变化。如果人格特质和政治倾向部分可遗传，长此以往这将会改变人类的整体气质。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影响孩子的性状呢？显然，当前最有效的方式，也是历史上最有效的方式，依然是配偶选择。
当然，你也可以进行胚胎选择，以后还可能通过基因编辑，前提是这技术足够安全。但你能用的遗传材料就是你和配偶的基因，这本身就限制了选择范围。所以选择配偶还是最重要的。我不想详细聊基因编辑，像我之前说的，它尚未成熟。
09:46📍 胚胎选择：一次生成10个胚胎，择优录取
即便是CRISPR Prime等最先进的技术，仍存在脱靶突变的风险，而且我们对基因如何影响性状的机制依然非常不了解。总之，它尚未准备好投入应用。或许针对单基因疾病，就是那些由单一基因变异导致的疾病，很快会有人开始尝试编辑它们。这比多基因疾病的风险更低。接下来就是胚胎选择。它是如何运作的呢？试管婴儿，也就是IVF，是众所周知的方式。在诊所取出多个卵子，与精子结合，通过体外受精结合形成胚胎，然后对胚胎进行活检。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检测单基因疾病，例如家族黑蒙性痴呆症、亨廷顿舞蹈症等等。你也可以做PGT-A检测，就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A代表非整倍体，就是染色体数目异常。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筛选掉有唐氏综合征的胚胎。这个技术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具体做法是等待胚胎发育至第5天左右，此时细胞分化更清楚。胚胎分为外层和内层细胞，取少量外层细胞进行测序，以比较原始的方式检测非整倍体。如今可通过深度测序同一组织获得更精准的预测。还有另一种更复杂的方法即将问世，它将带来突破，但我这里先不展开多聊。我知道智商应该是各位最关注的性状之一，那么根据目前最先进的模型，我们对于智商能做什么呢？该模型其实还尚未发表，但可能在一两年内公开。当前技术能实现的最佳效果首先取决于可用胚胎数量。假设以10个胚胎为例。
通过胚胎筛选，智商差距大约能达到12分，平均提升大约6分。也就是说，如果你做试管婴儿并选择智商最高的胚胎，相比不做试管婴儿，平均能提升6分。但我觉得这个差距范围比平均值更重要，因为实际上你不一定会选智商最高的那个胚胎。可能智商第二高的胚胎患癌风险更低，或者精神分裂症风险更低，或者在你关心的其他方面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差距范围比平均值更重要，但能做到这一点已足够惊人。
当然，这些模型会越来越好，但有个问题，James Lee在《城市杂志》上写过。问题是对一些研究者来说，获取和研究智商分数以及遗传与智商关系的数据越来越困难。不管是给人做智商测试然，还是用我之前提到的那些数据库做这类分析，都面临重重阻碍。因此我想说的是这些技术和模型发展的瓶颈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因为科学被政治化了。我们在问答环节可以多聊这个。
我们之前讨论过体外配子发生技术，就是把成体细胞逆转老化，可以说是把它变成多能干细胞，然后再把这个多能干细胞变成卵子。真很令人兴奋，因为精子比较便宜也容易产生，我们每天会产生上亿个。而卵子获取则很困难，尤其随年龄增长。如果我们只需要抽一管血就能制造出上万颗卵子，那就可以避免又昂贵又痛苦的试管婴儿流程，同时可创造更多遗传变异供筛选，既能最大程度降低各种疾病风险，又能最大化提升智力或者你想要的其他人格特质。
13:07📍 提升智商除了考试成绩，还能带来什么隐藏收益？
目前针对人格特质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还不多，主要集中在神经质方面，但更多成果即将涌现。德克萨斯大学正开展相关研究。很快我们就能预测像责任心这样的特质，我想在座的很多各位，你们肯定不只是想要一个高智商的反社会人格，你们想要的是高智商但同时能执行任务并很好地完成，而且具有道德感的人。并且我认为，最终大家会想筛选的特质不只是认知层面的共情能力，还有情感层面的。
不过关于道德性状的筛选，这件事其实极为复杂。我数年前写了一本关于这个话题的书，新版也即将面世。书中核心观点是：道德强化比大众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为什么？因为达尔文进化让我们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性状分布，我们拥有的这些性状和道德倾向并不简单，干预它们也同样不会简单。例如说，我们都知道提高催产素分泌，会提升个体对其族群内成员的偏爱。你会对同族群的成员更友好，不仅仅是你的亲属。这看起来是件好事，对吧，但这同样可能增加你对族群之外的人的攻击性，导致种族中心主义。
这是一种道德进步吗？某些层面上是，某些层面上不是。如果其他人都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这样的基因选择，你还会这样选择吗？如果其他人都没有在提高同理心，你还会想提高你的同理心吗？还是说这会让你陷入病态的利他主义？因此道德进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观察从许多个个体选择中涌现出的宏观模式，将至关重要。我们稍后可以深入讨论这点。
总之，目前的胚胎选择技术，会因为体外配子技术的面世而被大大增强。这可能需要大概10年，具体时间我也无法预料。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成年人的细胞在一辈子里积累了很多新的突变。当你把它们逆转成年轻状态，变成卵子的时候，这些突变还在那儿。虽然在动物身上已经做成功了，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不算太难，但在我们真正搞清楚突变负担有多重、具体在染色体哪个位置、是点突变还是缺失、到底怎么回事之前，我觉得还是不要在人身上试。所以可能要10年，也可能15年，谁说得准呢。
好的，那么提升智商的好处是什么呢？我觉得分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个人效益很明显：聪明人通常赚钱更多，活得更久更健康，可能是因为自控力更强，更擅长规划自己的生活，他们更会规划，比如该不该去健身、怎么吃、什么时候看医生之类的。他们决策能力更强，甚至犯罪率也会更低，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是好事。不过这里要声明，不是因为聪明人道德更高尚，而是因为他们自控力更强，考虑问题更长远。虽然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但这些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对于社会效益而言，显然是带来经济生产力提升与科学创新。Garrett Jones 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了一些隐性收益，他说高智商群体在集体行动中更倾向合作。合作未必总是最优解，但多轮的囚徒困境实验表明，聪明人更懂合作的长期收益，那么在公共利益的博弈上也可能是这样。如果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咱们问答时间可以聊聊。
我与Garrett在几年前写了一篇论文，叫《认知强化与网络效应：个体成功如何依赖群体特质》。我们的核心论点是，提升智商的外部收益可能远大于个人收益。当然对你孩子个人来说也很好：赚钱更多、活得更久、不进监狱、婚姻更稳定等等。
但高智商带来的高合作性，还可能降低腐败程度，最终形成更富裕、制度更稳定的国家。如果我们把国家视作群体的宏观映射，这其实是一种隐性的道德提升，不是直接使人变得更善良，而是创造一个"行善成本更低"的环境。所以道德进步的一部分原理在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再会有人会有动机去当海盗谋生，或者琢磨怎么通过偷盗剥削来赚钱。那些容易走上这条歪路的人会发现在发达国家，这么做是不划算的。所以整体人口越聪明，国家或民族就会越发达。这是一种隐性的道德提升。
因此提升智商有许多正当理由，我就不再赘述了。我想谈谈我们可以提升的健康性状，这是一个简单列表，列出了你可以用多基因评分来筛选的疾病类型。我想我应该解释一下这个术语，我们之前还没定义过。它的意思是通过这些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的数据，加上我们已经用来检测单基因疾病和染色体异常的那种活检，你对它进行深度测序，然后基于这些数据创建所谓的多基因风险评分。打个比方，这个评分可以评估特定胚胎患乳腺癌的风险是高还是低？会比另一个胚胎更高还是更矮？你给胚胎打分，把所有胚胎按正态分布排列，然后相应地进行选择。我们可以聊聊人们可能会怎么选择。
18:27📍 面对上万种遗传病，父母到底该怎么选？
好，这就是预测市场能帮助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考虑多基因选择时，要知道有成千上万种遗传病，除了纯粹的传染病，大多数疾病都有遗传成分。甚至传染病某种程度上也有，对吧？不是说基因会让你得流感，但基因会影响你对各种流感的反应。所以几乎你能想到的每种疾病都要么有遗传成分，要么患病后的后果会受到基因的影响。这意味着有成千上万种。假设我们能获得数百或数千种疾病的多基因评分，我们怎么排优先级来选择呢？可行方案之一是构建某种类似多基因健康指数的东西。
我觉得未来几年人们会这么做：先看看自己家族特别容易得什么病。比如说你家有精神分裂症史，或者说你家有某种免疫系统疾病，你的免疫系统对某些病毒反应不好，那你就会特别关注这两三个特征。对其余数千种可预测疾病，采用多基因健康指数评估，先算出得各种疾病的概率，然后考虑"质量调整生命年"或"残疾调整生命年"，或者你想用的任何其他指标。就是说如果得了这个病，会对这个胚胎将来成为的那个人造成多大的整体福利损失，损失多长时间。然后你对每个胚胎都这么计算，得出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的分数。接着按这个分数给胚胎排序，然后你说，好吧，考虑到我还关心其他东西——比如智商、身高，或者别的什么——我也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这样你就有了一种整合信息的方法。所以你只需要关注三四个核心指标：智商、精神分裂症风险，再加上这个多基因健康指数。选择方法很简单，又是一种高效处理信息的方式。
不那么明显的一种方案是预测市场，正如前文提及的，可以问家长们，预期未来20年、30年、40年什么病会被治好，或者咨询专家。或者不用费劲找专家，你可以像Austin做的那样，直接建立一个预测市场，这样自然就只会吸引专家参与，因为外行进来会因预测错误而损失很多钱。这个机制很巧妙，因为预测疾病是否能被治愈非常困难。但某些领域专家也许能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比如特定的癌症或精神病理学。打个比方说，未来50年会否出现阿尔茨海默症的特效药？我对此毫无头绪，但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那么十几位专家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大的把握。
20:59📍 社会博弈：你的选择如何被他人影响
预测市场还能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选择都是相互影响的。这是我近五年的研究重点，也是我那本书的核心主题。
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我们的选择都是相互影响的。这正是博弈论的魅力所在，也是经济学研究有意思的地方。经济学不是简单的对金钱的研究。每次我跟别人说，比如跟出租车司机聊天，说我是研究经济的，他们总会问我"那明年会发生经济衰退吗"，我总会说，那不是经济学，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经济学实际上是研究从微观层面的理性选择中涌现出的宏观规律。无论这些规律到底是好是坏，当我们关注子女未来的福祉时，实质上是在关注他们在其他人构成的社会中的处境。因此，我们会选择一些特质，是因为其他人也选择了它们；而选择有些特质则是因为其他人没有选择它们。
男性的身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如果其他男性在下一代中预计会长得更高。不管你是否在意身高，如果你知道女性会偏爱高个男性，心理学研究显示人们普遍认为高个子更具权威性，而且这是双向的，当人们看到非常有魅力的男性时，他们会认为对方比实际更高。或者当他们看到更聪明的男性，或看到一个聪明又有权威的人的视频时，他们猜测对方的身高平均来说会比实际更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发现汤姆·克鲁斯只有一米七时会那么震惊。怎么可能？这差不多就是平均身高，甚至不能算矮，对吧？他比平均身高矮一两英寸。但人们还是觉得震惊，因为他面容对称，长得好看。很多聪明的人也是如此。
我们总有一些偏好，无论是什么。这些偏好的原因深藏于我们的进化历史中。但一旦你有了这些偏好，你就必须对他人可能的行为作出反应。下面的这些特质，你选择他们的理由在于其他人不去选择它们。例如，如果你知道人口预计55%会是女孩，你是否会更倾向于选择生男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性别选择进行监管。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我平衡的过程。尽管我之前提到过支持监管和道德倾向的论点，但你可以想象一种情况，虽然我们认为人们会这么做。假设所有人都被期望提高情感共情的平均水平，而你会想：“好吧，那我反而要降低我儿子的共情水平。”我不认为大多数父母会这样做，但大概率有一些人会这么干，并且在这个假设里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更成功。除非他们的共情水平低到成为自恋狂或真正的精神病态，在现代社会，那不是一个有利于过上美好生活的选择。但从个人角度来看，共情水平略低于平均值，反而可能是成功的秘诀。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寄生行为。所以现实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动态博弈。
解决方案是什么？你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单独调查父母对各种特质的偏好。我觉得很多父母其实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些答案，但也许你需要先向他们提供关于这些特质会带来什么后果的信息，在调查之前先给他们一些关于这些特质会带来什么后果的信息。然后你可以把这些数据输入某种算法。然后告诉父母：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声明的偏好行动，未来人们的特质分布将会变成这样。这会改变你的想法吗？你甚至可以重复地进行这个过程，理论上它可以无限循环，但需要人为设定一个停止点。但有趣之处在于，人们按偏好行动后产生的整体规律，又会反过来影响你对孩子特质的选择。我们也可以通过“预测市场”做类似的事情。
也就是说，让人们根据已声明的偏好和可能引导他们的算法，对偏好分布进行预测，从而指导父母的选择。这也能指导立法者和监管者，尽管我对监管者的介入感到担忧。
25:08📍 为什么支持基因选择？进化给我们挖的坑
尽管基因选择存在一些问题，我稍后会详细说明这些问题，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允许甚至鼓励它，并减少法律对这个领域的干预。我想快速过一遍这些理由。
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支持基因编辑？原因在于，自然并不会为了人类的幸福而进行选择。自然选择的是那些更容易被保留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什么，取决于环境和很多其他因素。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此刻所拥有的健康、幸福以及生活状态已经达到了可能的最优水平。我们只是一系列进化权衡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盲目地放大所有我们在乎的东西，很多事情也可能伴随负面影响。事实上，我们大概也不想要那种只是主观上开心，却缺乏野心、缺乏创造力、没意思的孩子。
然而，此处的重点是，我们似乎能够在不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增强某些我们关心的特质。现代社会中的遗传突变负荷正在增加。因此，某些保守派会提出这样的论点：是的，也许我们可以更好，但咱们还是保持现状吧，因为选择有负面影响，有风险。这里面是有风险的。这些保守派确实倒也没说错，我们的现状确实还不错。但问题是，进化永不停止，而当你考虑现代生活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时，会发现它实际上在整体基因库中积累了更多突变，必然如此。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指出了这一点，你也可以想出具体例子，说明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突变负荷几乎必然增加。例如，如果你患有某种儿童癌症，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会按应有的方式治疗，你可以战胜癌症并继续繁衍后代。这对你和孩子都是好事。这很了不起，不是吗？我们确实完成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现在，易患儿童癌症的倾向在人群中以一定概率增加了。你的视力非常糟糕。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听众里就有很多人通过戴眼镜解决这个问题，也有眼科手术可以解决。但在原始社会中，你会在12岁就被动物咬死，那就是自然选择在起净化作用。在较为原始的时代，我们生了很多孩子，但大多数都死于疾病、战争杀戮或动物袭击。尽管那是如此血腥恐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我们进化上的“诚实”。但现在，正如达尔文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通过社会福利和医疗技术尽力救治每一个人。这意味着有害突变的负荷必然在增加。这是文明的结果。
最后，还有进化错配。我们创造的社会只与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部分兼容。这就是糖尿病患者日益增多的原因。这也是肥胖率上升的原因。还有由于交友软件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
我们拥有某种技术并不意味着它是最优解。一旦足够多的人选择使用某项技术，即便我们像泰德·卡辛斯基，著名的炸弹客那样拒绝技术进步，想要完全置身事外也将非常困难。你的激励机制促使你使用Tinder，即使Tinder对所有人来说总体上是有害的。
好的，我提到这点的原因是，我们可以不断优化环境以契合我们的基因天赋，或者改变基因天赋以适应我们希望创造的环境。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虽然我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对于那些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你们认为可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类”。但事实证明，环境本身并不能做到这一点。要实现这一点，你必须通过几代有目的的选择，以解决进化错配问题。
目前，社会主义与人性并不兼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注定如此。E.O. 威尔逊怎么说来着？“好主意，但物种不对”，也不尽然。我们可能就是合适的物种，也是唯一能够有意识地创造这一点的物种。
我最后要说的是“红皇后效应”，我想到《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一幕，红皇后对爱丽丝说：“你得跑两倍快才能保持在原地。”这一比喻常用于性选择理论，但我此处指的是社会选择理论。想象一下，新加坡、以色列和印度大规模采用基因选择，即便你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出于道德考虑反对它，也几乎必然会被卷入其中。我认为，除非你希望物种间出现显著分化，否则个人、群体或国家都可能想要跟上其他群体或国家的步伐。因此，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会参与这个游戏。这种“红皇后效应”必然存在，其结果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我个人认为，这些效应将带来积极的影响。
因此，我认为白板理论是“觉醒”思潮的核心，而打破它的一个方式，就在于反驳其根本假设，它建立在所有不平等都源于歧视和偏见这种观念上。我觉得摧毁白板理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这种技术对所有人都可用。当一些国家开始使用它，而人们因为错误地相信基因在智力、道德品质等方面不起作用而付出代价时，就足以粉碎这种信念。
30:28📍 监管的陷阱：为什么管得越少可能效果越好？
好的，我想再快速总结一下，需要警惕基因选择的理由，我之前提到过一些，但我想更明确地列出反对的理由。之后我们再讨论预测市场的问题。我们可能担心性别比例失衡。我认为在发达社会中，人们会更倾向于选择女孩而非男孩，因为养育女孩更容易，男孩更容易辍学。男孩的风险更高，因为他们在许多我们关注的特质上分布更极端，他们会进行高风险行为以获得潜在的高收益，这可能是一种进化策略：男性要么有机会大量生育后代，要么完全无法繁衍。女性的特质分布则更集中于均值附近。因此，女性更接近预期的“平均值”，对父母来说是更安全的选择。所以我预测人们会更倾向于选择生女孩。这可能导致性别比例失衡，值得警惕。关于身高，我之前提过对男孩身高的“军备竞赛”，这会引发健康问题。过高的身高可能导致心脏问题、膝盖和脚踝负担等。还有免疫力问题。如果所有人都朝同一方向选择免疫相关基因，可能会导致“免疫单一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相关内容，W.D.汉密尔顿最先提出这个观点，马特·里德利最先让我注意到，事实上，我们进化出两性的根本原因似乎是为了躲避寄生虫。所有大型多细胞生物的繁殖速度都比寄生虫慢得多。寄生虫生命周期短，意味着它们不断尝试着新的进化策略。你体内数万亿的细菌和病毒在随机试错，最终找到了帮助自己快速传播的策略。人类通过适应性免疫系统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它们，但更重要的是基因重组，在每一代中都进行基因重组。这创造了免疫特性的巨大多样性，而我们不该限制这种多样性。免疫单一化会带来风险，必须警惕。
我的解决方案虽然不完美，但并不是依赖全知全能、明智仁慈、永远正确的“立法者”，而是遵循我们称之为“监管简约”的原则。其核心理念是：面对可能引发集体行动问题的广泛风险，我们应制定少数简单、易遵循、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关键在于“通过设计来监管”，避免用复杂规则抬高基因选择的成本和门槛。因为复杂规则只会让富人、关系户和政府的白手套们受益，损害其他人。因此，即使面对最严重的问题，我们也应坚持监管简约原则。若有法律介入，它必须简单、数量少且广泛适用。
为什么？就像我说的，复杂法律更易被有权势的人操纵。过多法律会挤压社会规范的空间，而社会规范更能灵活应对当地的集体行动问题。社会规范的意义就在于此：通过自发的秩序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最后，过度严苛的法律可能适得其反，导致“习得性无助”。
所以在这个行业，特别是在基因选择这个领域，遗传咨询的采用率越来越高，我认为遗传咨询是件好事，但许多咨询师极度的家长式做派，认为他们的客户“太蠢”了，无法理解这件事的复杂性。于是直接告诉对方“该怎么做”。我认为这会让人们越来越丧失处理概率和信息的能力。因此，即使允许人们这么做，也应普遍抵制这种家长式的遗传咨询。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感谢各位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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